如果我们把北洋政府时期看作律师制度的确立时期，那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是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在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组织先后经历了从游群到部落、从部落到酋邦、从酋邦到国家这几个阶段。中国基本法文化在近代重构了西方宪法文化，由此形成民族化的、保留着一定非立宪主义趋向的中国宪法文化。

亚里士多德称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11]。总体上说，基本法的外延大于宪法，而宪法是一种基本法。中国早期通过宗法拟制的关系，让不同血族之间承认共尊的同一个始祖，并按照各族在血缘世系中的先后尊卑排序来分配上下级权威关系，进而不断扩大这种模仿组织，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宣称秉承总理遗教而制定，深受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和五权宪法学说的影响。在中国早期形成的社会秩序中，法律效力的有无和高低取决于权威主体（即特定的个人或组织）的意愿。

其三，这些法律组织和法律制度设置的目的被归纳为保障人的基本权利，首要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而这正是权力来自于民众权利（即人民主权）的基础和前提。一切已死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法官是一种需要优秀的执业律师或法律职业者出任的职业（有一种说法认为，最优秀的法律人才往往不能做法官，因为他们往往有怪癖、自以为是、不合群，法官需要比较平庸之辈）。

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统计表明，在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全体法官的41%左右，比1998年增加了21%。而且近十多年来，我国律师的数量一直处于盘整状态，最新的统计是11.8万人，并没有出现原来预期的大发展。作为职业自治的实施途径。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法官法》在法官条件、职务保障、任职回避、培训教育等方面的许多规定，对于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发展，的确具有意蕴深远的实质意义。

（5）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二年。同时，也只有这样，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才会有合理、饱满的内容。

法官职业是法律职业的一种。通过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而被任命为法官者，将担任3-5年的见习法官（然后才能被任命为终身法官）。五、法律家的养成与统一司法考试 今年6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法官法》的修改决定。《法官法》共17章53条，它全面规定了法官职业的管理和保障，内容包括一般原则、法官职责、法官的义务和权利、法官的条件、任免、任职回避、法官的等级、考核、培训、奖励，惩戒、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法官考评委员会等各个方面。

它对新法官（主要是初审法官）的培训计划分两步，每步四天半，中间间隔九个半月。《法官法》以对中国法官制度的文本展示和对法官职业化发展的实质推进开启了中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对道德根据的认知：善的理由。所谓有从事司法工作的资格，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

总之，延缓法官退休年龄应该立足现状，在法官职业化改造的总体背景下予以考虑。法官是一种令优秀的执业律师或法律职业者向往的职业，------。

关键词:法律职业|法官职业化|法律职业道德|从律师中选法官|司法考试门槛|法官退休年龄|司法官短缺|法官培训|法官法 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法治战胜人治、从而确立规则的主导地位后，人的因素依然备受重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院系又不同于美国的法学院，它以受过初等教育者为对象，主要而且也比较适合承担的是普通高等教育，这一点与德、日、法等大陆法国家的情况相似。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就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了：虽然我国立法确立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但就法律家的养成而言，目前并没有在素质教育、资格考试和技能训练等方面形成一套有机联系的制度。从事法律职业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一种习得的艺术，其中就包括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例如，工程师能够为人们设计建造安全的大桥、耐久的建筑和舒适的房屋，医生能够为患病者作出诊断治疗、为健康者提供防病指导。对道德准则的认知：善的含义。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法官法》的产生及其客观存在对法官的职业化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第二，如果资源是非常短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特别地强调中国的法官培训必须考虑中国的法制和司法改革的前瞻性需要。

这方面的情况，近来人们已多有论及。法官职业化是一个富有理论内涵的命题。

可以认为，对法官培训含义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法官培训机构在职能定位上的不同。理由是：要在职务行为豁免的意义上真正强化对法官的职务保障。

法治理论上这种存在于规则和法律人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我国的法制改革和法治进程中已演化为生动的实践。为有效缓解这些地方司法官短缺的状况，《意见》提出了稳定本地人才、引进急需人才、培养后备人才、提高队伍素质的对策，并倚重于组织的力量，针对性地设计了各种制度措施，如合理配置和使用现有司法官资源、建立人才对口支援机制、改进省级统一招考和多措施拓宽司法官来源渠道等。

云南2004年全省法官中正规院校毕业的法律本科生占8%。（这一点与中国不同，中国《法官法》第26条规定：法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其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在此前提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相对于那种关于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造的高歌猛进式、所向披靡般的宏大议论，立足于《法官法》的切实实施，遵循法官职业化要求的渐进式改革和发展，显然更加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显然，这些地区基层司法官的缺编、缺额是无疑的了，但是否因此造成了办案力量不足，造成了司法官缺人的问题呢，可能还无从判断。

1/4是跨学科的，如医学和法律。接下来再谈谈从律师中选法官对于解决我国当下问题的意义或价值。

考试内容中包括要求制作内容和形式具佳的判决书。（5）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提出引入英美式的从律师中选法官的制度，以此来促进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和司法品质的改善，那么还需要考虑是不是有必要、有可能走那么远的问题。

而一旦缺少了技能训练这一环节，那么在统一司法考试的指挥棒下，我国目前在大学法律院系所进行的以学习掌握广泛的人文社会知识和法学理论为指向的素质教育，就会出现定位上的两难：一方面，由于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法律家的养成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大学法律院系似有必要承担起系统技能训练的任务，以进入法律职业为指向。立足于《法官法》的规定，顺着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议论、法官学历门槛的设定、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及其与法官任职制度的对接、法官培训制度的完善、法官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法官身份和职务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备，等等，中国法官职业化发展的轨迹已清晰可见。

从法院、检察院方面看，造成断层的直接原因是：留不住——司法官流失。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为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必需，它应该属于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能力的要求。从目前关于法官学历状况的统计数字看，《法官法》对法官学历条件的要求，不仅在立法的当时是超前的、严峻的，从而对于中国法官的职业化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且在它实施十年后的今天、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于：职业能力使法律职业握有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职业精神使法律职业具有高尚情操，而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结合，又使法律职业在社会中享有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为社会其他成员所尊宠的崇高职业声望。

即使不带任何价值偏好，不对《法官法》的产生和实施是推进还是延缓了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作评价，也应该充分肯定，《法官法》作为对当代中国法官制度的系统陈述，必然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二）法官职业定位和法官培训：面向发展，保持合理张力 法官培训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当然不能局限于理想模式的探讨而不顾现实操作。

如《法官法》在担任法官的条件中规定了身体健康（第九条第五项）的要求，这项要求显然过于笼统，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何谓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是否还能继续做法官？从可操作性的角度看，身体健康的要求似乎有必要以能够担负法官职责为限定。其三，在现阶段，延缓法官退休年龄也很难为社会所认可。

在这里，我想从法官培训的理想模式和实际操作这样两个角度，谈谈自己对我国法官培训的总体看法。1/4是关于社会能力的，如法庭修辞和交际。